现在的中国南方地区在三叠纪时期曾位于特提斯洋东部。在该区域产出的众多海生爬行动物中，恐头龙(Dinocephalosaurus)的形态特化，颈部极度增长，可与时代略晚的长颈龙(Tanystropheus)相比拟。这两种爬行动物分别归属于恐头龙科(Dinocephalosauridae)和长颈龙科(Tanystropheidae), 而这两个科的成员加之另外一些基干物种代表了主龙型类(Archosauromorpha)中一系列早期分异出的支系。报道一件产自云南罗平地区中三叠世安尼期地层的主龙型类成年个体新标本IVPP V18579, 与目前已知的早期主龙型类成员相比，该标本显示出与恐头龙属一致但区别于其他属种的特征，主要包括前颌骨发育有超过外鼻孔后缘的较长后背侧突，方骨前后向较宽大且具有后边缘的凹缺，大部分尾椎上的人字骨带有远端前后向的延展。然而，新标本体型明显小于恐头龙，且显示出与恐头龙属和梳齿龙属(另一恐头龙科成员)不同的鉴别特征，例如吻部窄长、牙齿短锥状且异齿性弱、枢椎和前部颈椎的神经棘显著更高等。基于最新的用于早期主龙型类系统发育分析的特征矩阵，系统发育分析结果确定V18579代表一个新的恐头龙科成员，在恐头龙科中与恐头龙属互为姊妹群关系。于是基于V18579建立了一新属新种：玲珑南蛇龙(Austronaga minuta), 同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解剖学特征描述，并讨论了它可能具有的水生适应性。
描述了盔甲鱼亚纲修水鱼科西域鱼属在中国志留系的新发现，包括江西九江清水组的一新种——澧溪西域鱼(Xiyuichthys lixiensis sp. nov.)和新疆塔里木盆地塔塔埃尔塔格组的张氏西域鱼(X. zhangi )新材料。澧溪西域鱼的典型特征为：部分头甲侧缘呈锯齿状；头甲纹饰由极为粗大的瘤状突起组成(每平方毫米仅有1个突起)。赣西北志留纪早期生物地层序列较为完整，可以建立标准剖面，为华南和塔里木板块志留纪浅海红层的对比提供参照。因此，澧溪西域鱼在赣西北志留系下红层清水组中的发现具有重要的生物地层意义。该种能和塔里木盆地塔塔埃尔塔格组中的张氏西域鱼直接对比，进一步支持塔里木板块的塔塔埃尔塔格组和华南板块的志留系下红层之间的对应关系。化石记录显示，修水鱼科具有较长的地层延限，但在不同的层位显示出不同的组成面貌，其中西域鱼属和长兴鱼属出现在志留系下红层(清水组、唐家坞组和塔塔埃尔塔格组), 修水鱼属则出现在志留系上红层(西坑组)。
小型近鲱形类(Halecomorphi)贵州中华真颌鱼(Sinoeugnathus kueichowensis)发现于中国云贵地区中三叠世拉丁期海相地层中，曾被归入弓鳍鱼目(Amiiformes)真颌鱼科(Eugnathidae)。基于模式标本和15块新标本的详细观察，对该属种进行了重新描述和分类学修订。对这些标本的研究揭示了该属种在早前研究中一些未被描述或识别错误的形态特征，包括斧状的眶前骨，两个宽大的次眶骨，上颌骨具有感觉管和三对额外肩胛骨。首次将中华真颌鱼纳入近鲱形类分支系统学研究中；结果显示，中华真颌鱼与云南罗平安尼期的复兴鱼(Subortichthys)构成姐妹群，两者与欧洲圣乔治山地区拉丁期的Allolepidotus和始真颌鱼(Eoeugnathus)一起组成预言鱼目(Ionoscopiformes)底部的一个单系群(命名为复兴鱼科)。中华真颌鱼的分类学修订为了解预言鱼目的系统发育关系和古地理演化提供了新的信息。
描述了缅甸中部邦塘组Myaukse Kyitchaung地点原始反刍类古鼷鹿科小包康鼷鹿(Paukkaungmeryx minutus Ducrocq et al., 2020)的牙齿新材料。新材料的上臼齿与正型标本相比形态上仅有微小的变异，如更加发育的颊侧和舌侧齿带。下颊齿具有原始的特征，包括：简单的p4, 下臼齿呈丘月齿型，以及下三角座后壁无“褶”状结构。新材料的发现使Paukkaungmeryx成为邦塘发现的第二个同时保存上、下牙齿的古鼷鹿科成员，也展现了古鼷鹿科早期演化的复杂历史。
20世纪80年代在桑干河盆地一带考察泥河湾层时，在山西省天镇县南高崖乡的辛窑子沟一带发现了很多哺乳动物化石地点并出土了大量哺乳动物化石。最近的研究系统记述了马科化石的5个种，加上此前曾记述过的1个种，在辛窑子沟一带的早更新世地层中产出的马科化石至少有6个种。其中古马型马有4种：三门马(Equus sanmeniensis)、德氏马(E. teilhardi)、黄河马(E. huanghoensis)和古马(E. stenonis); 两种三趾马：中国长鼻三趾马(Hipparion (Proboscidipparion) sinense)和山西近三趾马(H. (Plesiohiparrion) shanxiense)。研究表明在早更新世期间新出现的古马型马的多样性是显著的，仅在辛窑子动物群中就有4种。而延续到早更新世的三趾马这些新近纪残留类群在辛窑子动物群中仍然有两个种。三门马和中国长鼻三趾马是早更新世期间真马与三趾马共存的最典型代表。它们在中国的产出地点很多，分布也较广，并有较大幅度的重叠。辛窑子动物群中马科化石种类的多样性表明它们所依赖摄食的植被也应存在较大的多样性。高冠的颊齿和发育的白垩质及完全臼齿化的前臼齿指示这些马科种类食物粗糙，很可能是单子叶草类。它们的栖息地应为草原草甸环境，且其范围较大，以便满足6个马科种类在那里摄食与活动。
起源于中始新世的骆驼科(Camelidae)是一支在北美的新生代期间演化非常成功的类群，具有很大的多样性。其中的一类约在中中新世期间经白令陆桥迁徙到亚洲，随后扩散到欧洲和非洲。虽然骆驼科在北美新生代期间演化辐射出很多种类，但从北美扩散到旧大陆的骆驼只有一个族(Camelini)的两个属：副驼(Paracamelus)和骆驼(Camelus)。巨副驼(Paracamelus gigas)是我国境内最早发现的化石骆驼，一直被认为是起源于北美的Megatylopus之类的大型骆驼，然后扩散到旧大陆其他地区，最后演化成诺氏驼(Camelus knoblochi)及双峰驼(C. bactrianus)。但也有学者认为骆驼属起源于非洲。最近在大连复州湾骆驼山金远洞第四纪堆积剖面的第4层中出土了一些骆驼化石，其中1件破损的头骨和带有两枚下臼齿的残破下颌骨经研究被归入巨副驼。根据对巨副驼及其他副驼种的地理及年代分布的研究，巨副驼的直接祖先应该类似于晚上新世分布在欧亚大陆的体型稍小的阿氏副驼(P. alexejevi)或相似类型。大连出产的巨副驼在形态及大小上与诺氏驼接近，但其齿列长度略大于诺氏驼且明显大于野生双峰驼(C. ferus)及单峰驼(C. dromedarius)。而巨副驼与诺氏驼在地理分布上的重叠范围较大，时代分布上呈先后关系，因此可以认为巨副驼是诺氏驼的直接祖先，巨副驼在中更新世晚期通过P3收缩或简化及p3消失而演化成诺氏驼。综合化石层位的古地磁测年及花粉分析结果判断，巨副驼在早更新世的1.1~1.52 Ma期间栖息在大连半岛的森林草原环境中。
现代犀牛都属于犀科中的真犀族，目前中国最早的真犀族动物化石记录是来自河北磁县九龙口中中新世的磁县“双角犀”, 化石材料为幼年头骨和下颌。分析研究认为：这个物种与现生的双角犀Dicerorhinus的确存在相似之处，但也存在一些头骨结构上的差异，不应该被归入现生属。九龙口的真犀其实更加接近欧洲中中新世的拉尔泰犀Lartetotherium, 尤其是西班牙La Retama中中新世的材料，并应该归入该属。这一发现指示此时在欧亚大陆两端存在生物迁徙交流。九龙口动物群是中国中中新世目前唯一记录有真犀族动物的化石点，说明其环境相对湿润封闭，和当时中国更靠西北的化石点存在差异。研究发现鼻切迹位置是真犀族动物演化中具有较好演化水平指示意义的特征。现生苏门犀鼻切迹相对靠前以及其整体与磁县拉尔泰犀的相似性，指示这个属在与史蒂芬犀、披毛犀等更特化的双角犀分化后超过1000万年的演化历史中，只经历了比较小的形态学变化，这可能和南亚/东南亚地区环境相对稳定，选择压力较低有关。
节甲鱼类是盾皮鱼类(具颌的有颌类干群)中多样性最高的类群，以占据较高营养级而著称，特别是在它们演化历史的后期。尽管节甲鱼类的化石记录相对完整，但以往对节甲鱼类多样性的研究主要基于统计每个地质历史阶段的分类单元数量(原始多样性), 其结果与泥盆纪重大环境-生物事件耦合程度较差。本文建立了一个新的包括219个属、450个种的详尽的节甲鱼类数据集，并根据之前许多系统发育研究结果，将其中大部分属种整合置入一个人工超树中，以进行系统发育多样性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考虑幽灵支系的存在之后，节甲鱼类系统发育多样性的变化曲线与原始多样性曲线截然不同。节甲鱼类系统发育多样性呈现出典型的早期爆发的模式，在早泥盆世(洛赫考夫期-布拉格期界线)达到峰值，随后伴随一系列事件发生下降。在前4个事件的附近，节甲鱼类的系统发育多样性都只经历微弱的下降，总体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而在后3个事件，特别是弗拉期-法门期界线和泥盆纪-石炭纪界线两大事件发生时间附近发生急剧下降，并且直到该类群在泥盆纪末完全灭绝之前，都未出现恢复迹象。而节甲鱼类的原始多样性除了在弗拉期-法门期事件的时间出现下降，在所有其他事件中下降都不明显。
计荣森先生于1940年基于湖南长沙附近中泥盆统跳马涧组采集到的一些以前中背片为代表的胴甲鱼类标本命名了中华沟鳞鱼(Bothriolepis sinensis ), 这是在中国正式命名的第一种古生代脊椎动物。虽然卢立伍于1988年对后续出产于模式种产地的其他中华沟鳞鱼材料进行了补充描述，但研究者对中华沟鳞鱼的形态学特征和系统发育仍缺乏全面认识。在此基于计荣森先生所采集的样本及一些收藏于中国地质博物馆未正式发表的化石，对中华沟鳞鱼进行了再研究，补充了其头部与躯甲的部分特征。与其他沟鳞鱼类相比，中华沟鳞鱼拥有以下一系列特征：较大的听上加厚区、颅顶甲长宽比1.4-1.6、较宽的眶窗(宽于颅顶甲的1/3)以及扇形的眶前凹等。系统发育分析结果显示，B. askinae 并非位于沟鳞鱼支系的最原始位置；中华沟鳞鱼与广东沟鳞鱼因同样拥有纤细的附肢近端(长宽比大于7)而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单系。本研究中绝大部分的中国种类均位于同一支系上，该支系的共有衍征为其胸鳍感觉管从第一腹中片延伸至第二腹中片。此外，基于“深骨”平台数据的古生物地理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沟鳞鱼类最早于艾菲尔期出现在华南与东冈瓦纳，并迅速地辐射并扩散至全球，最终于法门期在瑞亚克洋两岸表现出了高度的物种多样性。
云南昭通盆地水塘坝地点的褐煤沉积出产中新世末期脊椎动物化石。为增加小哺乳动物的样品，我们在2014年对出产化石的沉积物开展尝试性筛洗。通过筛洗，获得了4颗竹鼠的牙齿。这种竹鼠个体极大，远大于水塘坝已知的竹鼠，代表了一个新种。新种的臼齿尺寸明显大于所有已知的Miorhizomys 种类，臼齿高冠，齿沟内充填白垩质，不甚前后向压缩。新种在水塘坝的出现年代为6.2-6.7 Ma。这一发现显示，在约6 Ma现生属Rhizomys 在山西北部地区出现之前，已绝灭的Miorhizomys 就展现出了较高的多样性。
间型三棱齿象(Trilophodon connexus Hopwood, 1935)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中国嵌齿象属(Gomphotherium)的一个代表种。然而，由于其下颌联合部与下门齿的形态未知，这一归入存疑。重新研究了来自新疆准噶尔盆地北缘乌伦古河地区哈拉玛盖组的一件此前归为陕西嵌齿象相似种(Gomphotherium cf. G. shensiensis)的下颌。该下颌联合部伸长，呈深槽状，下门齿缺失，因此确定可归入豕棱齿象科(Choerolophodontidae)。进一步将间型三棱齿象的正型标本与其相比较，两者颊齿的关键特征完全一致，包括：高度丘型化，m3伸长，具有四脊，上下颊齿第二脊“人字型”(chevron)很弱，第二脊中附锥与前中心小尖不愈合，釉质褶皱、齿谷中小锥及白垩质发育弱或缺失。因此，间型三棱齿象事实上是一种豕棱齿象类而非嵌齿象。综上所述，暂将其改定为间型“豕棱齿象” (“Choerolophodon” connexus (Hopwood, 1935))。同时，以上特征与北美的索普颌门齿象(Gnathabelodon thorpei)比较接近。此外，在颌门齿象属和间型“豕棱齿象”中，颊齿第二脊呈“人字型”, 釉质褶皱、齿谷中小锥及白垩质发育强这些典型的豕棱齿象属(Choerolophodon)的特征较弱甚至缺失，但m3齿脊数变多，这表明颌门齿象属可能起源于东亚的间型“豕棱齿象”。
记述了江西省武宁县发现的一恐龙蛋不完整蛋窝。基于以下特征将这一新发现归入石嘴湾珊瑚蛋(Coralloidoolithus shizuiwanensis ): 恐龙蛋化石近球形，在蛋窝中紧密不规则分布，蛋壳厚度2.76-2.97 mm; 水平生长线均匀分布于整个蛋壳，柱状层中段和外段发育大量次生壳单元。这一蛋窝代表了武宁县恐龙蛋化石的首次发现，也说明该区域产恐龙蛋地层时代应该为晚白垩世。
描述了印度北部比拉斯布尔区喜马偕尔邦Haritalyangar地区中西瓦利克的猪类化石上、下颌及牙齿材料。Haritalyangar地区以晚中新世动物群、古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多样性而闻名。研究材料为作者之一(ARS)在该地区多次野外季采集的猪类化石；猪类化石地点和最近报道的长鼻类化石地点(含古猿化石地点)均被绘制在地图上。这些化石地点广泛分布于Makkan Khad到 Sir Khad区域内的“Lower Alternations”层和“Upper Alternations”层。猪类化石被鉴定为3个属：原河猪属Propotamochoerus (P. hysudricus)、河马齿河猪属Hippopotamodon (H. sivalense) 和云南猪属Yunnanochoerus (Y. dangari)。 Propotamochoerus hysudricus 为中西瓦利克最常见的化石猪类，新发现的Yunnanochoerus dangari进一步证明这种古猪类化石仅在Haritalyangar地区有少量遗存。Haritalyangar地区新发现的猪类化石组成与巴基斯坦的Nagri动物群相近。基于猪类化石进行的Potwar高原年代地层学对比表明，Haritalyangar地区的“Lower Alternations”层的年龄范围为~10-9 Ma, 与最新的磁极性地层学年代范围很接近。
记述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一野外队于2003年在甘肃临夏盆地牙沟附近的椒子沟组底部发现的小哺乳动物化石，计3目13科17个属。这个小哺乳动物化石群是中亚和东亚典型的渐新世组合。其中的14属(约为总数的82%)是亚洲渐新世所共有的，4个属(Ordolagus , Tataromys , Tsagonomys 和Bagacricetodon )和Eucricetodon 属的4个种的时代分布仅限于渐新世，Bagacricetodon 属限于晚渐新世，Glis 和Eomyodon 两属在晚渐新世时首次出现。根据小哺乳动物化石组合，牙沟地区椒子沟组底部的时代可能为晚渐新世，这与根据大哺乳动物化石得出的结论一致。与中亚和东亚地区其他已知的晚渐新世哺乳动物群比较，由于该动物群中具有两个原仅在始新世出现的属(Anatolechinos 和Gobiomys )和缺少较进步的属，其时代比内蒙古乌兰塔塔尔带III和蒙古湖谷地区的生物带C稍早。这与现在对毛沟剖面的古地磁解释大致一致，即椒子沟组的下界可能与Chron C10r (~29 Ma)相当。牙沟动物群包含有大量喜欢干旱的zapodines, ctenodactylids, cricetids, lagomorphs和穴居的Tsaganomys 化石，而且产化石地层的岩性主要是由含有石膏的褐红色泥岩组成，这些都倾向于表明牙沟地区在晚渐新世时主要为半干旱的林地-灌木林地环境。在晚渐新世时，在亚洲和欧洲之间共有4属小哺乳动物，而在亚洲和北美洲只共有一属动物，这表明在晚渐新世时，欧亚之间动物群的交流要比亚洲与北美之间的多，这可能与土尔盖海峡在晚渐新世时消失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