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龙是一类生活在中侏罗世至中新世的半水生掠食性动物。白垩纪早期,部分离龙类演化为与现生鳄鱼形态类似的大型长吻爬行动物,称为新离龙类。报道了来自山东省下白垩统蒙阴组的一长吻型离龙新种——袖珍蒙山龙(Mengshanosaurus minimus), 正型标本头骨全长仅35 mm, 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小新离龙类个体。根据未完全骨化的颅腔和额骨-顶骨间尚存未愈合的圆孔,推测蒙山龙正型标本为一幼年个体。系统发育分析显示,蒙山龙属于新离龙类,具有单个外鼻孔,单一鼻骨和下颞孔开放等新离龙类的共有衍征。在新离龙类内部,蒙山龙分类位置较为基干,为伊克昭龙属(Ikechosaurus)、车尔龙属(Tchoiria)、西莫多龙属(Simoedosaurus)和鳄龙属(Champsosaurus)组成的支系的姐妹群。蒙山龙区别于其他新离龙类的特征包括泪孔位于前额骨与泪骨之间,以及增大的腭面齿(宽度超过上颌齿的1/3)。蒙山龙具有长吻和紧密排列的尖利牙齿,推测离龙类幼体与现生鳄类幼体食性类似,以水生昆虫和无脊椎动物为食。现生鳄类在发育过程中,吻部的形态常发生改变,牙齿也会从尖细的形状转向圆钝;而蒙山龙的吻部和牙齿的形态与已知大体型的成体新离龙类没有明显区别,这说明相较于现生鳄类,新离龙类在发育过程中生态位的变化并不显著。
基于在云南曲靖西山村组两个不同产地发现的新材料,对最大的真盔甲鱼类漫游憨鱼(Nochelaspis maeandrine )进行了再描述。憨鱼属(Nochelaspis )与同一层位产出的云南盔甲鱼属(Yunnanogaleaspis )最为相似,但与后者明显不同的是,憨鱼属具有裂隙形的中背孔(长与宽之比大于6), 更强壮的内角,粗大的星状纹饰,以及具锯齿的中背孔和头甲边缘。漫游憨鱼的新材料提供了头甲腹面的关键形态学信息：口鳃窗被一个大的外骨骼腹片覆盖,该腹片上装饰着致密细小的瘤点,边缘排列有6对独立的圆形大鳃孔,这些鳃孔由腹片和腹环共同形成。盔甲鱼类的这种情况明显不同于骨甲鱼类,后者的口鳃窗被许多小嵌片或大一些的膜质小骨片覆盖,鳃孔呈裂隙状,并被小皮瓣覆盖,类似于现生的板鳃类。盔甲鱼类和骨甲鱼类的鳃孔与现生的鳐类一样,都开口于腹面,指示它们均为底栖鱼类,生活在具泥沙质基底的安静滨海环境中。
最近在白垩纪晚期缅甸琥珀中报道了一件小型头骨化石,原论文作者将其鉴定为一蜂鸟大小的鸟翼类(Avialae)恐龙,并命名为宽娅眼齿鸟(Oculudentavis khaungraae)。基于这件标本,原论文提出了中生代恐龙(包括鸟翼类)体型演化和生态类型的种种假设。但原论文的插图和描述均显示这件头骨呈现出多个鳞龙类的典型形态学特征,这些特征很少在主龙类中出现。原论文先验地将标本鉴定为鸟翼类,继而进行仅包括鸟翼类作为内类群的系统发育分析。该分析的取样过于局限,不能对其系统位置归属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本文对宽娅眼齿鸟正型标本的计算机断层扫描原始数据重新进行了重建、渲染和分析,结果揭示了多个新的头骨形态学特征,包括侧生齿、开放的下颞孔以及头骨腭面着生有腭齿等,这些均为典型的鳞龙类/有鳞类特征,不支持其主龙类,遑论鸟翼类的系统位置归属。基于上述新的形态学发现,使用一双孔类(Diapsida)形态特征矩阵重新分析了眼齿鸟的系统演化位置。数据矩阵的分类单元涵盖了蜥蜴、鸟类和鳞龙形类与主龙形类中的主要支系。分析所得的严格合意树明确了眼齿鸟属于鳞龙形类中的有鳞类。因此,宽娅眼齿鸟的正型标本显示了足够丰富的形态学信息,完全能够指示眼齿鸟的系统分类位置应为有鳞类,而不是鸟翼类或非鸟恐龙。
非洲土狼(Proteles cristatus)是鬣狗科中牙齿最为退化的一个种类,与其他化石及现生鬣狗物种粗壮的碎骨型牙齿形态截然不同。它的化石记录可以追溯到上新世,但尚缺少中间过渡形态的化石记录,以致生物学家对这一罕见的食蚁性食肉目动物的起源演化缺乏清楚的认知。描述了鬣狗科化石一新属甘肃鬣狗(Gansuyaena), 并讨论其对于土狼起源的重要指示。所记述的标本为从海外收回的甘肃临夏盆地新近纪材料,包括两件破损头骨和下颌。基于甘肃鬣狗的形态特征,进行了一系列的系统发育分析,结果显示Proteles, Mesoviverrops, Plioviverrops和Gansuyaena组成一个相对原始的鬣狗类群,即土狼亚科(Protelinae)。而且,新的形态证据支持土狼亚科在形态粗壮的鬣狗亚科出现之前就已形成一个独立的支系。
丛氏原鸽(Columba congi)出土于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早更新世第12地点(~1.7 Ma)。丛氏原鸽共出土11件骨骼碎片,但是由于年代久远,仅遗存4件肱骨标本,且遗存标本的形态学特征并不支持最初的物种鉴定特征。对遗存的4件肱骨标本进行了重新描述和对比,其肱骨气窝腹侧外缘平直和背髁上突位于肱骨更远端的位置这两个特征或为作为灭绝鸽类物种的丛氏原鸽提供稳定的识别特征。丛氏原鸽是亚洲地区已知最古老的鸽属化石,推测其生存于温暖且潮湿的森林环境。对丛氏原鸽的研究或能为解决鸽属物种的古生物地理分布以及目前广泛分布的原鸽的起源等问题提供帮助。
报道了来自西北地区中新世晚期临夏盆地的一件鸵鸟化石,该标本包括鸵鸟的部分颈椎以及气管,由于缺乏物种级别的鉴定特征,被暂定为鸵鸟(Struthio sp.)。新标本还保留了平齿三趾马(Hipparion platyodus)的部分头骨。利用多种分析测试方法,对该鸵鸟骨骼的微观特征进行了详细研究,以探讨临夏鸵鸟的埋藏条件和古气候背景。在鸵鸟化石的一个脱矿化的骨碎片中发现了软组织(内源性血管和红细胞的化石残留)。同时光学显微镜和扫描电镜成像显示,化石组织切片中存在显著的细菌改变(骨侵蚀现象)。这是中新世临夏盆地脊椎动物遗体中软组织的首次报道。通过相关的地质和沉积学证据与新的古生物数据相结合,认为季风气候可能是造成鸟类化石早期埋葬期间微生物侵蚀的原因,接下来延续了8 Ma左右的盆地剧烈的干旱化作用,导致了微生物活动的停止,并进一步导致了成岩作用后期孔隙方解石的沉淀。这项工作显示出跨学科(包括形态学、沉积学、地球化学和软组织分析)研究可以更好地揭示中国西北临夏盆地柳树组的中新世晚期的动物群更替、气候和分子保存。
热河生物群的翼龙都发现于义县组和九佛堂组。金刚山层位于义县组上部,已经报道的翼龙包括最早发现的两件翼龙胚胎,两件古翼手龙超科的标本,以及一件存疑的金刚山义县翼龙。对这一层位发现的一件前肢标本进行了描述,并确定其属于无齿翼龙超科。对现存于本溪地质博物馆的金刚山义县翼龙的正型标本进行了观察,并修订其鉴定特征。无齿翼龙超科成员具有独有的特征组合为：牙齿垂直于咬合面,呈三角形且唇舌向扁,前两对更长更细;第二翼指骨长度约为第一翼指骨的93%。在热河生物群中,古翼手龙超科的标本主要发现于义县组,而古神翼龙超科主要发现于九佛堂组。包括这件新标本和金刚山义县翼龙在内的无齿翼龙超科在九佛堂组发现的略多于义县组,这与之前认为的翼龙分布情况不同。
乳齿象类是长鼻类演化的重要阶段,该阶段奠定了长鼻类各冠群演化的基本格局。乳齿象类的研究有400多年的历史,分类和命名经过多次修订改动,乳齿象类的演化脉络完全体现在乳齿象命名历史之中。从词源学角度考证乳齿象类各类群的命名来源,整理了175条乳齿象类的中文译名(绝大多数为有效分类名), 包括12个属以上分类群,46个属,117个种,涵盖了乳齿象类几乎全部的种属。在此基础上梳理了乳齿象类的演化脉络,提出乳齿象类分类和命名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乳齿象类的头骨和下颌的演化在各支系中都是连续的,体现出了相近的平行演化趋势,而颊齿的形态特征虽然区别不明显,但在各支系中相对稳定。豕棱齿象科(Choerolophodontidae)是乳齿象类中最稳健的单系群,其中厚棱象(Synconolophus )可能是有效属名;玛姆象科中,中新乳齿象(Miomastodon )和上新乳齿象(Pliomastodon )可能都是有效的,但不一定是美洲乳齿象(Mammut americanum )的直接祖先;铲齿象科(Amebelodontidae)中达氏铲齿象(Platybelodon danovi )与格氏铲齿象(P. grangeri )、赵氏隐门齿象(Aphanobelodon zhaoi )的系统发育关系存在疑问,取决于P. danovi 的下门齿断面究竟是否为齿柱状结构,而美洲的布氏柱门齿象(Konobelodon britti )可能是卢氏匙门齿象(Torynobelodon loomisi )的同物异名,亚洲归入Konobelodon 的种不一定是铲齿象类,可能应归为副四棱齿象(Paratetralophodon ); 嵌齿象科(Gomphotheriidae)中锯齿象属(Serridentinus )可能有效,它代表了嵌齿象类中一个偏轭型化的类群,向居维叶象亚科方向演化;居维叶象亚科(Cuvieroniinae)可能仅包括居维叶象(Cuvieronius )和喙嘴象(Rhynchotherium )属,而美洲其他的短颌嵌齿象类中,脊乳齿象(Stegomastodon )有可能从铲齿象科中的一支演化而来,南方乳齿象(Notiomastodon )则可能与中华乳齿象(Sinomastodon )相关;Sinomastodon 可能起源于中国南方的竹棚上新乳齿象(Pliomastodon (?) zhupengensis ), 原来的属型种中间中华乳齿象(Sinomastodon intermedius )具有早出原同名,建议以它的早出异名仙台中华乳齿象(Sinomastodon sendaicus )取代S. intermedius 。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宁区韩家营村附近发现了一处夹在两层玄武岩之间的三趾马动物群化石地点。通过K-Ar同位素测年,确定了上、下两层玄武岩的年代分别为6.8和7.2 Ma。与中国北方其他三趾马动物群相比,韩家营三趾马动物群与山西保德、内蒙古四子王旗以及甘肃临夏盆地的三趾马动物群非常相似。保德第43、44、49地点与韩家营的动物群组成类似,表明这几个地点的时代约为7.0 Ma而不是5.5 Ma。内蒙古四子王旗乌兰花地点与韩家营的化石类群也十分相像,证实了该动物群年龄约为7 Ma。对比甘肃临夏盆地的动物群,柳树组上部的杨家山三趾马动物群与韩家营的更接近。韩家营动物群的组成和牙齿结构表明其属于中国晚中新世的西部生物区系Gazella dorcadoides动物群。
陕西省鄂尔多斯盆地渭北油田中三叠统铜川组发现一枚牙齿化石。该枚牙齿具有如下特征：牙齿细长,外形呈圆锥形,齿冠基部横截面为圆形,齿冠整体较直,沿长轴稍微向后缘弯曲,齿冠表面无齿脊和锯齿分布,发育纵向延伸的沟槽状纹饰。通过与鳄型类、蛇颈龙类和离片椎类的牙齿比较,该标本可以归入离片椎类。这枚牙齿化石为这一类群在中三叠统铜川组的首次发现,代表了离片椎类在华北板块最晚的化石记录。
记述了江西省上高县发现的一窝不完整蛋窝的恐龙蛋。根据恐龙蛋宏观形态和蛋壳显微结构特征将其归入石嘴湾珊瑚蛋(Coralloidoolithus shizuiwanensis)。该窝恐龙蛋为近圆形球体,平均长径11.8 cm, 平均赤道直径9.8 cm, 蛋壳厚度可达2.5 mm; 蛋壳由锥体层与柱状层组成,锥体层较薄,柱状层可分为内层、中间层和外层,内层发育致密的水平生长纹,中间层结构松散,含有大量暗色物质,中间层和外层发育次生壳单元。依据新标本的观察,明确珊瑚蛋属在石笋蛋科中以柱状层中间层结构松散为主要分类特征。上高新标本的发现,丰富了石嘴湾珊瑚蛋的古地理分布,同时也为上高地区晚白垩世含恐龙蛋红层的对比提供了新的证据。
描述了一件来自甘肃庆阳晚中新世地层的犀牛的骰骨标本,尺寸巨大,超过泥河湾高加索板齿犀(Elasmotherium caucasicum)的平均值。庆阳标本的形态与板齿犀族其他标本相同,很可能属于大型板齿犀类的中华板齿犀。与现生犀牛相比,其骨体与结节的组合形式具有功能上的意义,骨体平面和结节主轴之间的夹角暗示着板齿犀类所占据的生态类型。通过骰骨的形态分析推测,中华板齿犀和更进步的板齿犀类生活在以森林为主的环境,这与之前关于板齿犀类生活环境的推断不同。
山神庙咀是泥河湾盆地新发现的早更新世遗址,该遗址产出丰富多样的哺乳动物化石,其中包括如下属种的中-小型牛科动物：翁氏转角羚羊(Spirocerus wongi), 中国羚羊(Gazella sinensis), 山东绵羊(Ovis shantungensis)和皮氏巨羊(Megalovis piveteaui); 中国羚羊是其中化石最丰富者。前两种化石主要以角心和头骨及下颌为主,此外,4个种都有掌骨和/或蹠骨发现。依据角心特征不难将有关类别鉴定到种一级,而对于牙齿及头后骨骼而言,要想确切鉴定是有一定困难的。在头后骨骼中,掌、蹠骨最值得关注,它不仅对属种鉴定有重要价值,而且对重建系统演化关系及解释古生态适应都是重要证据。修正了前人错误鉴定的泥河湾牛科动物的掌、蹠骨。山神庙咀动物群中的牛科动物以羚羊和野牛为主,表明泥河湾盆地在早更新世期间以草原环境为主导。
飞行的早期演化是古生物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现生鸟类演化出多种不同飞行方式,然而对中生代鸟类飞行方式的研究亟需寻找具有指示意义的指标。骨骼与关节组织尤其是乌喙骨-叉骨关节是实现鸟类飞行功能的重要组成,因此其关节的组织形态可能有助于反映现生鸟类的飞行方式。鸟类膜质骨中的次级软骨受到表观遗传的重要影响,只能在关节受到肌肉运动刺激的情况下形成,因此能够反映鸟类关节的形成力学环境;对三种不同飞行方式的现生鸟类(珠颈斑鸠、树麻雀和普通楼燕), 以及热河生物群中最为常见的古鸟类之一孔子鸟(Confuciusornis)的叉骨乌喙骨关节的组织学特征进行了分析,显示在所有三种现生鸟类中,叉骨与乌喙骨之间均存在可动关节,并且在叉骨上存在次级软骨。而孔子鸟的叉骨上也存在次级软骨,这是次级软骨组织在中生代鸟类叉骨化石中的首次报道。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现生鸟类物种的次级软骨组织形态存在差异,还需更多数据建立相关形态功能关系以便用于帮助推断中生代鸟类的飞行方式。
柴达木盆地是研究青藏高原古环境和动物演化历史的一个关键区域。为了适应上新世时期柴达木盆地环境的干旱化,化石裂腹鱼类伍氏献文鱼(Hsianwenia wui)演化出了异常粗大的骨骼。然而,人们对于这种骨骼增粗现象(pachyostosis)的性质仍知之甚少。为了进一步认识这一特征及其生理学机制,对伍氏献文鱼进行了详尽的形态解剖学工作,并识别出了一些新的信息：脑腔前部分叉的嗅束通道、韦伯氏器上发达的第3髓上骨、第5尾前椎支持众多尾鳍短鳍条以及第2尾前椎上一个附加的髓弓(棘)。此外,发现献文鱼骨骼的增粗存在差异性：该现象仅见于内骨骼,外骨骼(膜质骨)一般未见增粗;在成组增粗的内骨骼(如肌间骨：上髓弓小骨和上肋小骨)中,腹侧骨骼较背侧增粗更为明显。伍氏献文鱼匙骨后缘有一个显著而独特的位于胸鳍上方的“肩突”(humeral process), 对比现生鲤科鱼类咀嚼活动中相关肌肉和骨骼的联动关系,认为这个“肩突”的出现与伍氏献文鱼咽颌骨骼(第五角鳃骨)增粗以及研磨坚硬的食物有关。
铰齿鱼类是全骨鱼类中的一支,包括现生的雀鳝及其关系密切的化石类型。产自云贵地区中三叠世安尼期(~244 Ma)地层的拱鱼目(Kyphosichthyiformes)鱼类代表了铰齿鱼类最早的化石记录。根据最近在云南罗平关岭组二段发现的4块保存完好的鱼化石,命名了拱鱼目一个新属种,优美玉带鱼(Yudaiichthys eximius gen. et sp. nov.)。新的发现为重新研究拱鱼目和其他早期铰齿鱼类的系统发育关系提供了契机。分支分析结果表明,过去定义的拱鱼科(Kyphosichthyidae)和圣乔治鱼属(Sangiorgioichthys)都是并系类群。重新厘定后的拱鱼目分为拱鱼科和腊山鱼科(Lashanichthyidae fam. nov.); 其中,拱鱼科包括拱鱼属(Kyphosichthys)和富源鱼属(Fuyuanichthys); 苏氏圣乔治鱼(Sangiorgioichthys sui)和羊圈圣乔治鱼(S. yangjuanensis)归入新建的腊山鱼属(Lashanichthys gen. nov.), 和玉带鱼属一起组成腊山鱼科。圣乔治鱼属被移出拱鱼目,限定于产自圣乔治山地区中三叠世拉丁期地层的两个种(Sangiorgioichthys aldae和S. valmarensis); 该属和更进步的铰齿鱼类(半椎鱼目和雀鳝目)构成姐妹群关系。修订后的分支图为了解铰齿鱼类解剖特征的早期演化历史提供了新的见解。
对产自中国川渝地区的“Proboselaphus watasei Matsumoto, 1915 ”的分类学修订表明,这一属种名称是无效的。其正型标本为属于同一个体的颅骨及下颌骨,现收藏于日本千叶县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由直良信夫重新发现。基于有角类的一些一般特征,如细小的骨质角芯和高冠的颊齿,“Proboselaphus watasei”在建立时被认为与南亚地区现生蓝牛(Boselaphus tragocamelus)亲缘关系密切。然而,对正型标本的重新观察表明,其颅骨及牙齿的形态具有鹿科的典型特征,如额顶面向背侧弯曲,基枕骨轮廓呈三角形,以及臼齿具有相互分离的前叶和后叶。正型标本的臼齿形态与水鹿(Cervus unicolor)具有相似性,二者均具有显著的附属结构(刺、齿带以及附尖), 并且与中国南方地区更新世地层中的Cervus cf. C. unicolor大小相仿。这一修订表明,更新世期间没有任何蓝牛冠群成员扩散至东亚地区。
早渐新世是新生代全球气候变化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发生了重大的哺乳动物群转换事件,在欧洲称之为 “大间断”, 在亚洲则为 “蒙古重建”。然而,关于渐新世哺乳动物各谱系的形态变化尚缺少详细探讨。兔形目是现代哺乳动物中多样性最低的类群之一,在全球的化石记录中很常见,尤其是在亚洲。渐新世时,许多古老的始新世兔形类灭绝并被更进步的类群所取代。内蒙古的新发现及对老标本的再研究使我们得以修订鄂尔多斯兔(Ordolagus) (亚洲常见的兔形类,可能源自中-晚始新世的戈壁兔Gobiolagus)。在内蒙古,我们识别出Ordolagus在早渐新世初期就已存在。与亚洲和北美的同期或稍早的兔形类的对比表明,Ordolagus具有一些显著的牙齿形态特征(p3下前边尖发达,颊齿完全高冠,p4-m2下三角座和下跟座舌侧相连等), 这些也是现生兔形类的主要特征。Ordolagus中这些特征的出现与重大全球或区域气候变化同步。对亚洲早期兔形类的进一步研究,并参考其他小哺乳动物与区域气候因素的研究,将有助于完善兔形类作为古气候代用指标的作用。
牙釉质羟磷灰石的稳定同位素分析被广泛应用于古生物学研究之中,以重建古生态和古环境信息。在对不同研究中的同位素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时,往往会忽略不同实验室、不同前处理方法可能引发的数据误差。为了探讨这些因素对牙釉质羟磷灰石同位素值的影响,重新测量了湖北省龙骨洞步氏巨猿动物群动物牙釉质样本的碳氧稳定同位素值,该批样本曾使用不同的前处理和实验方法进行过测试( Zhao et al., 2011 ; Nelson, 2014 )。研究结果显示,重测的数据与Zhao et al. (2011)、Nelson (2014)发表的数据结果均存在一定差异。前处理方法与实验室测试差异都会造成牙釉质碳、氧稳定同位素结果的偏差。相较氧同位素而言,碳同位素值会更容易被前处理过程中反应试剂、反应时间等的不同所影响。但上述因素所导致的数据差异较小,不会对后续的分析产生实质性影响。本研究为直接对比不同来源牙釉质同位素值的可行性提供了初步的理论支持。建议为减少由于样品前处理和实验测试方案引发的数据误差,获得更加精确的研究结果,应尽可能采用同样的前处理与测试方案,多进行实验室间数据校正对比分析。
贝叶斯支端定年法是近些年开发的推断类群分异时间和演化速率的方法。它克服了传统分步计算的缺陷,但涉及的统计学知识也更多。本文从贝叶斯统计计算的角度分层剖析了支端定年法的原理和计算过程,按照分异时间的先验分布、演化速率的先验分布、特征状态变化的模型和马氏链蒙特卡罗算法几个部分,叙述并讨论了定年计算中的主要模型和算法。旨在一定程度上为古生物学家分析实际数据提供参考。
辐鳍鱼亚纲是现存脊椎动物中最大的类群,包括腕鳍鱼次亚纲、辐鳍鱼次亚纲(包括软骨硬鳞类和新鳍鱼类)和亲缘关系密切的化石类群。已灭绝的翼鳕属(Pteronisculus)是隶属于辐鳍鱼亚纲的一个干群,包括产于马达加斯加、欧洲和北美下三叠统的11个种和中国中三叠统的一个种。根据滇东罗平中三叠世(安尼期)海相地层中发现的5块保存完好的化石,命名翼鳕属一新种,张氏翼鳕(Pteronisculus changae sp. nov.)。这是翼鳕属在中三叠世的第二个确切种,最大体长达295 mm, 代表了罗平生物群中已知体型最大的辐鳍鱼亚纲干群物种。新种具有翼鳕属的独特衍征,泪骨具有牙齿,但它又有明显区别于本属其他种的自近裔特征,如间颞骨中部有一个内突起,21根上神经骨,83列侧线鳞。分支分析结果为早期辐鳍鱼类系统发育关系提供了新的见解,认为翼鳕属是Cyranorhis的姐妹群。根据体型和口缘牙齿等特征推测张氏翼鳕是一个快速游动的捕食者,以浮游无脊椎动物和体型较小的鱼类或鱼类幼体为食。作为翼鳕属最年轻的成员之一,张氏翼鳕的发现进一步表明翼鳕的多样性比我们过去认识的要高,古特提斯洋东缘可能是该属在中三叠世早期的避难所。
中国北方中中新世的乳齿象类戈壁锯齿象(Serridentinus gobiensis Osborn & Granger, 1932 )和同心中新乳齿象(Miomastodon tongxinensis Chen, 1978 )后来被改为戈壁轭齿象(Zygolophodon gobiensis)。然而,由于它们的臼齿形态介于典型的丘型齿(嵌齿象类)和轭型齿(玛姆象类)之间,它们的系统演化位置一直存在争议。将戈壁锯齿象和同心中新乳齿象的颊齿和下颌与欧亚大陆及北美的类群进行了广泛比较,比较对象包括欧亚的苏黎士轭齿象(Z. turicensis)、亚似貘嵌齿象(Gomphotherium subtapiroideum)、塔氏嵌齿象(G. tassyi), 及北美的麦氏中新乳齿象(Mio. merriami)和进步嵌齿象(G. productum)。结果表明,戈壁锯齿象和同心中新乳齿象与北美的麦氏中新乳齿象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包括臼齿比苏黎士轭齿象略显丘型化(例如,釉质层较厚,主齿柱新月嵴较粗,齿谷侧视釉质柱高度达到齿谷一半,以及副齿柱横向较窄以致于整体轮廓较窄), 并且下门齿截面的背腹径大于内外径,使得下门齿截面呈竖立的椭圆形。而在苏黎士轭齿象和进步嵌齿象中,下门齿截面的背腹径小于内外径,使得下门齿截面呈平躺的椭圆形。因此,有必要恢复中新乳齿象属(Miomastodon Osborn, 1922 ), 它包括那些曾被归为轭齿象属,但牙齿相对丘型化的那一类(即所谓“粗壮型苏黎士轭齿象类群”), 并且下门齿截面呈竖立的椭圆形可以作为中新乳齿象属各种的共衍征。此外,亚似貘嵌齿象和塔氏嵌齿象的臼齿也呈现介于丘型齿和轭型齿的形态,但两者的下颌比中新乳齿象更伸长,下门齿截面呈梨形。中新乳齿象以及亚似貘嵌齿象和塔氏嵌齿象的存在模糊了嵌齿象科和玛姆象科的界线,表明嵌齿象科和玛姆象科的演化历史是深度相关的,并非截然分开。这一点已在胶原蛋白序列分析南方乳齿象(Notiomastodon)、玛姆象(Mammut)和现生象的工作中所揭示,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在桑干河盆地一带考察泥河湾层时,在山西省天镇县南高崖乡的辛窑子沟一带发现了很多哺乳动物化石地点并出土了大量哺乳动物化石。最近对其中犀科化石的研究表明在辛窑子沟一带的早更新世地层中产出的犀类化石至少有两个种,裴氏板齿犀(Elasmotherium peii )和泥河湾披毛犀(Coelodonta nihowanensis ), 可能还存在过第三个种。由于标本保存状况不理想,暂时鉴定为梅氏犀相似种(Stephanorhinus cf. S. kirchbergensis )。虽然后者的形态大小与梅氏犀最接近,但和泥河湾披毛犀也有相似之处,因此也有可能是这两个种之一的种内变异类型。同样,产于下沙沟地点被德日进和皮维托鉴定为有疑问的中国犀(Rhinoceros sinensis (?))也可能是梅氏犀或泥河湾披毛犀的种内变异类型。迄今为止在广义泥河湾盆地发现的早更新世犀类有两个确定的种和两个不确定的种。出土裴氏板齿犀的地点为下沙沟、山神庙咀、大黑沟及辛窑子沟;出土泥河湾披毛犀的地点为下沙沟、大南沟、东谷坨、山神庙咀及辛窑子沟。有疑问的中国犀仅出现在下沙沟,梅氏犀相似种仅出现在辛窑子沟。
为完善内蒙古二连盆地古近纪生物年代框架和明晰该地区啮齿类化石多样性,报道了二连盆地额尔登敖包剖面新发现的啮齿类化石材料,包括上白层中的查干鼠类(Cyclomylus lohensis, Coelodontomys asiaticus), 中红层和下红层中的圆柱齿鼠类(Gobiocylindrodon sp., Proardynomys sp.和 Cylindrodontidae gen. et sp. indet.), 及下白层中的梳趾鼠类(Yuomys sp.)。上白层中发现的查干鼠类证实了上白层时代为早渐新世。基于额尔登敖包上白层与脑木根敖包顶部岩层岩性相似,动物群中有部分相同的组成,进一步确认二者应当属于同一个组。额尔登敖包剖面圆柱齿鼠类化石以不同的组合出现在不同的层位中,这些标本表明始新世时在亚洲圆柱齿鼠类已经有较高的分异度,同时该类群在亚洲可能有相对连续的演化序列。
通过对新疆塔里木盆地志留系新一轮野外考察和对原来塔里木志留纪盔甲鱼类再观察,取得了以下认识：1) 依据新增加的材料, 张氏南疆鱼(Nanjiangaspis zhangi)被厘定为一新属西域鱼(Xiyuaspis), 并确定其系统位置隶属修水鱼科(Xiushuiaspidae); 2) 潘氏小瘤鱼(Microphymaspis pani)曾被归于Xiushuiaspidae, 系缘于观察上的失误,通过再观察得出M. pani当属大庸鱼科(Dayongaspidae), 同时与其产于同一产地和层位的天山宽头鱼(Platycaraspis tianshanensis)系前者的同物异名;3) 经重新研究,产于柯坪克兹尔塔格组曾被视为节甲鱼类的标本实属盔甲鱼类,并被鉴定为一新的属种：残缺角鱼(Jiaoyu imperfectus); 4) 产于柯坪塔塔埃尔塔格组的汉阳鱼未定种(Hanyangaspis sp.)的前腹片和产于柯坪塔塔埃尔塔格组及巴楚依木干他乌组的锅顶山汉阳鱼(H. guodingshanensis)具雪花状纹饰的骨片,可能均属柯坪南疆鱼(Nanjiangaspis kelpinensis); 5) 根据所产盔甲鱼残缺角鱼(J. imperfectus), 将克兹尔塔格组的时代修订为早泥盆世。
浙江省义乌市发现了一种新类型的恐龙蛋化石,外表面上具有大致相互平行的波状分枝裂隙。这种奇特的纹饰表明这种蛋不属于已知的任何蛋科。有趣的是,它们与曾经被归于树枝蛋科的南马东阳蛋(Dongyangoolithus nanmaensis)有一些相同的蛋壳显微特征：外表面的分枝裂隙和被巨大空腔分隔的壳单元集合体。考虑到地点和层位都很接近,这一新类型的恐龙蛋和南马东阳蛋应被归于一新蛋科。由于这种新类型恐龙蛋的壳单元集合体及裂隙的形态不同于南马东阳蛋,因此又建立了一个新的蛋属、蛋种——赤岸多裂隙蛋(Multifissoolithus chianensis)。新蛋科与圆形蛋科的圆形蛋属(Spheroolithus)有较近的亲缘关系,还具有一种过渡型的气体交换系统。
古生物化石研究传统的磨片法耗时,且具有破坏性,研究者不可能对珍贵的化石标本进行这样的操作,因此研究只能停留在化石的外表面。而古生物CT装置的出现使研究者可以对化石内部结构进行无损检测,得到上千层化石的图像数据。主要论述国内首套古生物CT装置的研制及典型应用,其中225-3D-μCT显微CT系统具有三维成像能力,最高分辨率达5 μm, 可以检测直径100 mm, 高度100 mm尺度的化石;450-TY-ICT通用型CT可对大尺寸化石高信噪比成像,检测范围是直径800 mm, 高度1000 mm, 分辨率达200 μm。这两台古生物CT以高成像性能满足了研究者对不同尺度化石的不同检测需求,成为中国古生物化石研究中非常重要的技术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