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中国南方地区在三叠纪时期曾位于特提斯洋东部。在该区域产出的众多海生爬行动物中，恐头龙(Dinocephalosaurus)的形态特化，颈部极度增长，可与时代略晚的长颈龙(Tanystropheus)相比拟。这两种爬行动物分别归属于恐头龙科(Dinocephalosauridae)和长颈龙科(Tanystropheidae), 而这两个科的成员加之另外一些基干物种代表了主龙型类(Archosauromorpha)中一系列早期分异出的支系。报道一件产自云南罗平地区中三叠世安尼期地层的主龙型类成年个体新标本IVPP V18579, 与目前已知的早期主龙型类成员相比，该标本显示出与恐头龙属一致但区别于其他属种的特征，主要包括前颌骨发育有超过外鼻孔后缘的较长后背侧突，方骨前后向较宽大且具有后边缘的凹缺，大部分尾椎上的人字骨带有远端前后向的延展。然而，新标本体型明显小于恐头龙，且显示出与恐头龙属和梳齿龙属(另一恐头龙科成员)不同的鉴别特征，例如吻部窄长、牙齿短锥状且异齿性弱、枢椎和前部颈椎的神经棘显著更高等。基于最新的用于早期主龙型类系统发育分析的特征矩阵，系统发育分析结果确定V18579代表一个新的恐头龙科成员，在恐头龙科中与恐头龙属互为姊妹群关系。于是基于V18579建立了一新属新种：玲珑南蛇龙(Austronaga minuta), 同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解剖学特征描述，并讨论了它可能具有的水生适应性。
起源于中始新世的骆驼科(Camelidae)是一支在北美的新生代期间演化非常成功的类群，具有很大的多样性。其中的一类约在中中新世期间经白令陆桥迁徙到亚洲，随后扩散到欧洲和非洲。虽然骆驼科在北美新生代期间演化辐射出很多种类，但从北美扩散到旧大陆的骆驼只有一个族(Camelini)的两个属：副驼(Paracamelus)和骆驼(Camelus)。巨副驼(Paracamelus gigas)是我国境内最早发现的化石骆驼，一直被认为是起源于北美的Megatylopus之类的大型骆驼，然后扩散到旧大陆其他地区，最后演化成诺氏驼(Camelus knoblochi)及双峰驼(C. bactrianus)。但也有学者认为骆驼属起源于非洲。最近在大连复州湾骆驼山金远洞第四纪堆积剖面的第4层中出土了一些骆驼化石，其中1件破损的头骨和带有两枚下臼齿的残破下颌骨经研究被归入巨副驼。根据对巨副驼及其他副驼种的地理及年代分布的研究，巨副驼的直接祖先应该类似于晚上新世分布在欧亚大陆的体型稍小的阿氏副驼(P. alexejevi)或相似类型。大连出产的巨副驼在形态及大小上与诺氏驼接近，但其齿列长度略大于诺氏驼且明显大于野生双峰驼(C. ferus)及单峰驼(C. dromedarius)。而巨副驼与诺氏驼在地理分布上的重叠范围较大，时代分布上呈先后关系，因此可以认为巨副驼是诺氏驼的直接祖先，巨副驼在中更新世晚期通过P3收缩或简化及p3消失而演化成诺氏驼。综合化石层位的古地磁测年及花粉分析结果判断，巨副驼在早更新世的1.1~1.52 Ma期间栖息在大连半岛的森林草原环境中。
节甲鱼类是盾皮鱼类(具颌的有颌类干群)中多样性最高的类群，以占据较高营养级而著称，特别是在它们演化历史的后期。尽管节甲鱼类的化石记录相对完整，但以往对节甲鱼类多样性的研究主要基于统计每个地质历史阶段的分类单元数量(原始多样性), 其结果与泥盆纪重大环境-生物事件耦合程度较差。本文建立了一个新的包括219个属、450个种的详尽的节甲鱼类数据集，并根据之前许多系统发育研究结果，将其中大部分属种整合置入一个人工超树中，以进行系统发育多样性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考虑幽灵支系的存在之后，节甲鱼类系统发育多样性的变化曲线与原始多样性曲线截然不同。节甲鱼类系统发育多样性呈现出典型的早期爆发的模式，在早泥盆世(洛赫考夫期-布拉格期界线)达到峰值，随后伴随一系列事件发生下降。在前4个事件的附近，节甲鱼类的系统发育多样性都只经历微弱的下降，总体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而在后3个事件，特别是弗拉期-法门期界线和泥盆纪-石炭纪界线两大事件发生时间附近发生急剧下降，并且直到该类群在泥盆纪末完全灭绝之前，都未出现恢复迹象。而节甲鱼类的原始多样性除了在弗拉期-法门期事件的时间出现下降，在所有其他事件中下降都不明显。
描述了盔甲鱼亚纲修水鱼科西域鱼属在中国志留系的新发现，包括江西九江清水组的一新种——澧溪西域鱼(Xiyuichthys lixiensis sp. nov.)和新疆塔里木盆地塔塔埃尔塔格组的张氏西域鱼(X. zhangi )新材料。澧溪西域鱼的典型特征为：部分头甲侧缘呈锯齿状；头甲纹饰由极为粗大的瘤状突起组成(每平方毫米仅有1个突起)。赣西北志留纪早期生物地层序列较为完整，可以建立标准剖面，为华南和塔里木板块志留纪浅海红层的对比提供参照。因此，澧溪西域鱼在赣西北志留系下红层清水组中的发现具有重要的生物地层意义。该种能和塔里木盆地塔塔埃尔塔格组中的张氏西域鱼直接对比，进一步支持塔里木板块的塔塔埃尔塔格组和华南板块的志留系下红层之间的对应关系。化石记录显示，修水鱼科具有较长的地层延限，但在不同的层位显示出不同的组成面貌，其中西域鱼属和长兴鱼属出现在志留系下红层(清水组、唐家坞组和塔塔埃尔塔格组), 修水鱼属则出现在志留系上红层(西坑组)。
中生代鸟类的食性推断往往依赖于传统的形态对比和直接的化石证据，但不完整的化石记录和特异埋藏的稀缺性使得我们需要寻找更多有用特征和方法来对化石鸟类进行食性评估。鸟类颈部结构是一个高度模块化、形态和功能密切关联的系统；在恐龙向鸟类演化的过程中，前肢由于飞行适应独立出来，使得颈部需要更多地帮助鸟类实现捕食及其他生态功能。因此，颈部有可能成为鸟类食性推断的显著特征之一。利用形态测定和统计分析，建立起现生鸟类和中生代灭绝鸟类的颈椎形态和食性模式之间的量化关系。基于现生鸟类构建了形态-功能框架，评估了早白垩世热河生物群中发现的5种鸟类的食性模式。结果表明，颈椎形态分异与鸟类取食多样性量化相关，3种反鸟表现出了食虫或食肉鸟类的颈椎形态特征，两种今鸟型类则表现出杂食性或植食性，以及原始的水生适应形态特征。新的分析结果与之前发现的化石直接证据以及其他相关的形态研究基本一致，因此，颈椎作为与取食功能密切相关的骨骼系统，可以为中生代鸟类取食生态的推断提供一定信息。
暴龙科是研究最为深入的兽脚类支系之一，发育极端增厚的齿列，可能具有独特的碎骨捕食策略。与进食行为联系紧密的牙齿替换模式在这一类群中得到了广泛的研究，但前人对早期分异的暴龙超科成员却鲜有相应的研究。利用高分辨率CT数据，三维重建了晚侏罗世暴龙超科——五彩冠龙( Guanlong wucaii )两件标本的齿列，为研究暴龙超科的牙齿替换模式提供了新的信息。五彩冠龙幼年个体的下颌齿列发育二代替换齿，这一特征此前仅在包括暴龙科在内的大型猎食性兽脚类恐龙中有报道。Zahnreihen重建显示，五彩冠龙的两个个体在上颌骨齿和齿骨齿中均表现出Z间距大于2.0的从前向后的波状替换模式。五彩冠龙上颌骨齿的Z间距随着个体发育而变大，与在暴龙科成员中观察到的个体发育变化类似。此外，五彩冠龙在前上颌骨-上颌骨交界处显示出了与特暴龙( Tarbosaurus )相似的牙齿替换波的间断，且这种替换波的间断会随着个体发育加剧。这表明，一些与暴龙科类似的牙齿替换模式在暴龙科起源之前就已经产生。
报道了甘肃临夏盆地具体产地未知的一件犬熊下颌。该下颌展现出进步的牙齿特征，与过去发现于欧洲以及南亚的马德里犬熊Magericyon近似。这件犬熊化石指示东亚的犬熊多样性比以往认知的更高，但还需要更多具有明确层位信息的犬熊化石来进一步揭示东亚犬熊的演化。
西班牙羚(Hispanodorcas)是一类中小型牛科动物，此前只在泛地中海地区和南亚有所发现。西班牙羚的分类一直有所争议，曾被认为与羚羊族(Antilopini), 苇羚族(Reduncini)或角羊族(Oiocerini)有关。报道了甘肃庆阳正宁地区的代店化石点首次发现的陇东西班牙羚新种(H. longdongica sp. nov.), 时代大约为保德期早期(约8-7 Ma)。新材料包括5个头骨，保存状态各异，提供了迄今为止关于西班牙羚最完整的骨骼信息。其角心长而细、向后弯曲，且微弱地同向扭曲(homonymous twist); 角心同时还具有外-背侧沟和内-腹沟，这些都是西班牙羚的典型特征。代店地点发现的西班牙羚在已知各种中体型最小，面部和脑颅之间的弯曲较弱，前后基结节均发育较弱。这些原始的特征表明陇东西班牙羚可能代表了这个属的早期演化阶段。此外，该种头骨与瞪羚(Gazella)的相似之处表明西班牙羚可能是直接从瞪羚的祖先演化而来，其同向扭转的角心与角羊族一致，可能是两者平行演化所致。
云南昭通盆地水塘坝地点的褐煤沉积出产中新世末期脊椎动物化石。为增加小哺乳动物的样品，我们在2014年对出产化石的沉积物开展尝试性筛洗。通过筛洗，获得了4颗竹鼠的牙齿。这种竹鼠个体极大，远大于水塘坝已知的竹鼠，代表了一个新种。新种的臼齿尺寸明显大于所有已知的Miorhizomys 种类，臼齿高冠，齿沟内充填白垩质，不甚前后向压缩。新种在水塘坝的出现年代为6.2-6.7 Ma。这一发现显示，在约6 Ma现生属Rhizomys 在山西北部地区出现之前，已绝灭的Miorhizomys 就展现出了较高的多样性。
间型三棱齿象(Trilophodon connexus Hopwood, 1935)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中国嵌齿象属(Gomphotherium)的一个代表种。然而，由于其下颌联合部与下门齿的形态未知，这一归入存疑。重新研究了来自新疆准噶尔盆地北缘乌伦古河地区哈拉玛盖组的一件此前归为陕西嵌齿象相似种(Gomphotherium cf. G. shensiensis)的下颌。该下颌联合部伸长，呈深槽状，下门齿缺失，因此确定可归入豕棱齿象科(Choerolophodontidae)。进一步将间型三棱齿象的正型标本与其相比较，两者颊齿的关键特征完全一致，包括：高度丘型化，m3伸长，具有四脊，上下颊齿第二脊“人字型”(chevron)很弱，第二脊中附锥与前中心小尖不愈合，釉质褶皱、齿谷中小锥及白垩质发育弱或缺失。因此，间型三棱齿象事实上是一种豕棱齿象类而非嵌齿象。综上所述，暂将其改定为间型“豕棱齿象” (“Choerolophodon” connexus (Hopwood, 1935))。同时，以上特征与北美的索普颌门齿象(Gnathabelodon thorpei)比较接近。此外，在颌门齿象属和间型“豕棱齿象”中，颊齿第二脊呈“人字型”, 釉质褶皱、齿谷中小锥及白垩质发育强这些典型的豕棱齿象属(Choerolophodon)的特征较弱甚至缺失，但m3齿脊数变多，这表明颌门齿象属可能起源于东亚的间型“豕棱齿象”。
计荣森先生于1940年基于湖南长沙附近中泥盆统跳马涧组采集到的一些以前中背片为代表的胴甲鱼类标本命名了中华沟鳞鱼(Bothriolepis sinensis ), 这是在中国正式命名的第一种古生代脊椎动物。虽然卢立伍于1988年对后续出产于模式种产地的其他中华沟鳞鱼材料进行了补充描述，但研究者对中华沟鳞鱼的形态学特征和系统发育仍缺乏全面认识。在此基于计荣森先生所采集的样本及一些收藏于中国地质博物馆未正式发表的化石，对中华沟鳞鱼进行了再研究，补充了其头部与躯甲的部分特征。与其他沟鳞鱼类相比，中华沟鳞鱼拥有以下一系列特征：较大的听上加厚区、颅顶甲长宽比1.4-1.6、较宽的眶窗(宽于颅顶甲的1/3)以及扇形的眶前凹等。系统发育分析结果显示，B. askinae 并非位于沟鳞鱼支系的最原始位置；中华沟鳞鱼与广东沟鳞鱼因同样拥有纤细的附肢近端(长宽比大于7)而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单系。本研究中绝大部分的中国种类均位于同一支系上，该支系的共有衍征为其胸鳍感觉管从第一腹中片延伸至第二腹中片。此外，基于“深骨”平台数据的古生物地理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沟鳞鱼类最早于艾菲尔期出现在华南与东冈瓦纳，并迅速地辐射并扩散至全球，最终于法门期在瑞亚克洋两岸表现出了高度的物种多样性。
“曲靖东方鱼” (‘Dongfangaspis qujingensis’)的归属长期以来存在争议，其最初被归入东方鱼属(Dongfangaspis), 之后被归入宽甲鱼属(Laxaspis)。然而，由于宽甲鱼属模式种为曲靖宽甲鱼(Laxaspis qujingensis), 这一分类学厘定又引起异物同名的问题。描述了来自云南曲靖早泥盆世洛赫考夫期西山村组的 “曲靖东方鱼” 和变异坝鱼(Damaspis vartus)的新材料。“曲靖东方鱼” 在头甲长略大于宽，侧横管末端呈二分叉，V字型后眶上管不汇合，以及至少7条侧横管从侧背管发出等方面与变异坝鱼高度相似。这些相似之处表明，相较于宽甲鱼属和东方鱼属, “曲靖东方鱼” 更接近坝鱼属。因此提出将 “曲靖东方鱼” 从宽甲鱼属中移除，归入坝鱼属。新标本表明变异坝鱼多出来第5对长的侧横管是该种的一个鉴别特征，而正型标本所呈现的非对称感觉管系统应为种内变异所造成。
古蛋白质比古DNA具有更高的保存潜力，因此蛋白质组学研究可以帮助阐明一些超出古DNA研究领域的灭绝生物群体的生物学特征。迄今为止最古老的多肽发现于中国西北地区晚中新世临夏盆地的鸵鸟蛋壳化石中，是与蛋壳矿化相关的蛋白质struthiocalcin (SCA-1) 的一部分。前人认为SCA-1在蛋壳中均匀分布，并因其与方解石晶体结合的特性而得以在地质历史中长时间保存。本次对同一鸵鸟蛋壳化石进行了组织学、扫描电子显微镜和拉曼光谱分析，发现蛋壳内侧锥体层的晶核含有部分磷灰石，其他部位则完全由方解石构成；这些晶核部分应当是在成岩作用过程中经历了磷酸盐化。在对该化石蛋壳样品脱钙处理后，其锥体层晶核部分存在残留物，呈现网络状纤维结构，其位置和形态与现生鸵鸟蛋壳中脱钙后残留的有机质相似。结果表明，该化石蛋壳中的古多肽可能集中保存在锥体层晶核处，而非在整个蛋壳中均匀分布。磷酸盐化可能是另一个有利于有机物长期保存的埋藏过程。临夏盆地的古气候和埋藏环境可能为该古蛋白分子的保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建议在未来研究中进行更深入的组织化学和矿物学分析，以进一步了解该盆地有机质和古蛋白的保存机制。
描述了印度北部比拉斯布尔区喜马偕尔邦Haritalyangar地区中西瓦利克的猪类化石上、下颌及牙齿材料。Haritalyangar地区以晚中新世动物群、古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多样性而闻名。研究材料为作者之一(ARS)在该地区多次野外季采集的猪类化石；猪类化石地点和最近报道的长鼻类化石地点(含古猿化石地点)均被绘制在地图上。这些化石地点广泛分布于Makkan Khad到 Sir Khad区域内的“Lower Alternations”层和“Upper Alternations”层。猪类化石被鉴定为3个属：原河猪属Propotamochoerus (P. hysudricus)、河马齿河猪属Hippopotamodon (H. sivalense) 和云南猪属Yunnanochoerus (Y. dangari)。 Propotamochoerus hysudricus 为中西瓦利克最常见的化石猪类，新发现的Yunnanochoerus dangari进一步证明这种古猪类化石仅在Haritalyangar地区有少量遗存。Haritalyangar地区新发现的猪类化石组成与巴基斯坦的Nagri动物群相近。基于猪类化石进行的Potwar高原年代地层学对比表明，Haritalyangar地区的“Lower Alternations”层的年龄范围为~10-9 Ma, 与最新的磁极性地层学年代范围很接近。
吐鲁番兽( Turfanodon )是一类生活在二叠纪晚期的二齿兽类，曾广泛分布在新疆至华北一带。目前该属下建立有两个种——博格达种( T. bogdaensis )与九峰种( T. jiufengensis )。两个种都具有相对完整的头骨材料，但只有九峰种报道了下颌及头后骨骼材料。一批产自新疆吐鲁番地区，可以归入到博格达吐鲁番兽的新材料，具有一系列可以明显区别于九峰种的特征，包括头骨的鼻吻部侧面平坦，下颌齿骨侧架成肿突状，以及股骨头为近半球状。吐鲁番兽属的鉴别特征也有更新，包括眼框周缘平坦，两条翼骨前支上的嵴向后汇聚，以及一个可能的自有衍征：肩胛骨上参与塑造乌喙孔的凹缺很大。吐鲁番兽腭部的中嵴两侧发育有副嵴，这一特征区别于除肌龙兽( Myosaurus )、掘铁兽( Kembawacela )和水龙兽( Lystrosaurus )外的其他二齿兽类。
裂齿鱼科是新鳍鱼类干群的一支，只生活于三叠纪。根据江苏句容和安徽巢湖早三叠世奥伦尼克期晚史密斯亚期海相地层中发现的6块保存较好的化石，命名了裂齿鱼科一新种，吴氏三叠鱼( Teffichthys wui sp. nov.)。它代表了三叠鱼属的第三个种，时代上略晚于非洲马达加斯加早史密斯亚期的马达加斯加三叠鱼和贵州印度期晚第纳尔亚期的优雅三叠鱼，是该属迄今已知最年轻的种。新种具有三叠鱼属的共近裔特征(一块喷水骨，38-41列侧线鳞，尾鳍轴上鳍条不超过3条), 但同时它以一些自近裔特征与马达加斯加三叠鱼和优雅三叠鱼相区别，如主鳃盖骨和下鳃盖骨水平接触，鳞片光滑并且后缘无锯齿。根据新种与其他裂齿鱼科鱼类的详细比较，修订了三叠鱼属及裂齿鱼科的鉴定特征。在分支系统学研究的基础上，讨论了裂齿鱼科与其他新鳍鱼类干群的系统发育关系。研究结果为了解新鳍鱼类干群的系统发育和分类提供了新的信息。
记述了江西省武宁县发现的一恐龙蛋不完整蛋窝。基于以下特征将这一新发现归入石嘴湾珊瑚蛋(Coralloidoolithus shizuiwanensis ): 恐龙蛋化石近球形，在蛋窝中紧密不规则分布，蛋壳厚度2.76-2.97 mm; 水平生长线均匀分布于整个蛋壳，柱状层中段和外段发育大量次生壳单元。这一蛋窝代表了武宁县恐龙蛋化石的首次发现，也说明该区域产恐龙蛋地层时代应该为晚白垩世。
主要基于晚二叠世的头部材料，中国近年来报道了多个兽头类物种。记述了新疆韭菜园组的小型包氏兽超科(Baurioidea)新材料，包括一个头骨吻端及咬合的下颌以及两个头后骨架，并命名为迷惑韭菜园颌兽( Jiucaiyuangnathus confusus )。虽然标本为幼年个体，新种有以下鉴定特征：上颌骨侧面中部有小圆坑；泪骨与鼻骨接触；前颌骨后端在内鼻孔外侧有容纳下颌齿的窝；犁骨前部侧缘有小型三角形脊向背腹两侧延伸，组成细长的犁骨孔的侧缘；额骨有尖角延伸到鼻骨后侧部；齿骨的联合部收窄并指向前方；5枚前颌骨齿，上下犬齿缺失，前颌骨齿与上颌骨齿间有齿缺，下颌前部无齿缺，10枚上颌骨齿，12枚齿骨齿，后部齿加长，有大的主尖及小的前后副尖；寰椎神经弓与神经棘愈合，枢椎神经棘倒向后方，前乌喙骨孔位于前乌喙骨与肩胛骨间。齿系与小型包氏兽超科成员南非的 Ericiolacerta parva 及俄罗斯的 Silphedosuchus orenburgensis 类似。新的头后骨骼材料提供了难得的研究包氏兽超科成员头后骨骼的机会。
记述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一野外队于2003年在甘肃临夏盆地牙沟附近的椒子沟组底部发现的小哺乳动物化石，计3目13科17个属。这个小哺乳动物化石群是中亚和东亚典型的渐新世组合。其中的14属(约为总数的82%)是亚洲渐新世所共有的，4个属(Ordolagus , Tataromys , Tsagonomys 和Bagacricetodon )和Eucricetodon 属的4个种的时代分布仅限于渐新世，Bagacricetodon 属限于晚渐新世，Glis 和Eomyodon 两属在晚渐新世时首次出现。根据小哺乳动物化石组合，牙沟地区椒子沟组底部的时代可能为晚渐新世，这与根据大哺乳动物化石得出的结论一致。与中亚和东亚地区其他已知的晚渐新世哺乳动物群比较，由于该动物群中具有两个原仅在始新世出现的属(Anatolechinos 和Gobiomys )和缺少较进步的属，其时代比内蒙古乌兰塔塔尔带III和蒙古湖谷地区的生物带C稍早。这与现在对毛沟剖面的古地磁解释大致一致，即椒子沟组的下界可能与Chron C10r (~29 Ma)相当。牙沟动物群包含有大量喜欢干旱的zapodines, ctenodactylids, cricetids, lagomorphs和穴居的Tsaganomys 化石，而且产化石地层的岩性主要是由含有石膏的褐红色泥岩组成，这些都倾向于表明牙沟地区在晚渐新世时主要为半干旱的林地-灌木林地环境。在晚渐新世时，在亚洲和欧洲之间共有4属小哺乳动物，而在亚洲和北美洲只共有一属动物，这表明在晚渐新世时，欧亚之间动物群的交流要比亚洲与北美之间的多，这可能与土尔盖海峡在晚渐新世时消失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