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西潭头盆地上白垩统中已发现了多种脊椎动物化石，以数种非鸟恐龙类的发现为特点。盆地内也同时报道有大量的蛋壳，然而关于这些蛋壳的研究却还不足。新材料41HⅤ0199于2021年发掘自潭头盆地上白垩统秋扒组。岩石中保存了8枚完整蛋体，组成一不到一半的部分蛋窝，此外还保存有若干分散于围岩中的破碎蛋壳，其凹面向上与凹面向下者的比例为54.5∶45.5, 指示这些蛋壳可能直接来源于该蛋窝，且蛋窝在埋藏前发生了部分破碎。基于宏观形态与显微结构的特征，这些蛋和蛋壳可被归入长形蛋科的瑶屯巨形蛋(Macroolithus yaotunensis)。该蛋种已知与窃蛋龙类直接相关，而盆地内发现的迷你豫龙(Yulong mini) 可能是该蛋窝的产蛋者。此外，在个别蛋壳中还发现了指示蛋体滞留的显微结构，这是此类病态结构在长形蛋科中的第二例发现。
对一个具有争议的类群Hipparion plocodus进行了回顾。山西保德的头骨材料具有明确的鉴定特征，证实Hi. plocodus为一有效种。使用新的特征矩阵进行系统发育分析，表明Hi. plocodus和欧洲种Hippotherium malpassii构成一个单系群。事实上所谓的Hm. malpassii和Hippotherium属无较近的亲缘关系，而该属目前无晚中新世晚期分布记录。因此之前所定义的Hi. plocodus和Hm. malpassii在更好的材料发现之前暂时归入“Hipparion” 属当中。二者演化水平略有差异，时代相当，表明它们独立起源于某一更原始类群。在晚中新世晚期，亚洲夏季风的盛行加强了中国地区的湿润程度，森林和灌木林生境在这一背景下迅速扩张，最终令欧亚大陆某一喜好封闭环境的类群向中国扩散，在这片适应的土地上演化出了“Hi.” plocodus。
无论从何种维度，恐龙—鸟类的演化都是地球生命历史中最吸引人的一次演化事件，其中涉及大量形态学和生态学特征的改变。相较于头后骨骼形态，现有的研究对鸟类头骨的早期演化所取得的认识相对有限，这主要受限于保存较好的早期鸟翼类头骨化石材料的稀少。近鸟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副鸟类(距今约1.6亿年)——副鸟类是指包含所有现代鸟类，但不包括尾羽龙类或者耀龙类的最广义类群。已知的近鸟龙类化石多达百余件，使得该类群成为研究非鸟兽脚类恐龙—鸟类演化过程中形态变化的最理想对象。然而目前有关近鸟龙类的头骨形态特征存在大量未知的内容。基于一件保存较好的近鸟龙类化石，详细描述了该类群头骨的形态结构，包括此前知之甚少的区域(例如颞区和颚区)。研究显示出近鸟龙保留了非鸟恐龙所具有的原始的双弓型非可动性的头骨形态。同时，近鸟龙头骨还呈现出与驰龙类、伤齿龙类，以及原始鸟翼类分别相似的局部形态特征，揭示了模块化演化深刻影响鸟翼类头骨的早期演化。
记述了广西南宁下泥盆统莲花山组和那高岭组中发现的早期肉鳍鱼类化石，材料包括一件斑鳞鱼(Psarolepis)的左侧颊板骨，一件杨氏鱼(Youngolepis)的后顶甲，一件奇异鱼(Diabolepis)的颅顶甲和一枚蝶柱鱼(Styloichthys)鳞片。其中颊板骨标本代表了目前已知最晚的斑鳞鱼化石记录，奇异鱼和蝶柱鱼标本则是这两个属在云南曲靖以外的首次报道。这些材料丰富了徐家冲组合的生物面貌，为广西、云南和越南北部下泥盆统的地层对比提供了重要化石证据。根据最新的牙形石证据，广西南宁地区的徐家冲组合可能最早在晚洛霍考夫期就已出现，比其他地区该组合的出现时间更早。广西南宁的莲花山组与那高岭组的过渡地层可能与曲靖地区的桂家屯组时代相当。同时，南宁地区的鱼类化石标本较云南曲靖地区的有明显大型化趋势，可能与当时南宁地区鱼类的生活环境中氧含量高有关。
新疆准噶尔盆地五彩湾地区上侏罗统已经报道了数种三列齿兽类化石标本，其中包括小袁氏兽(Yuanotherium minor)。最初的研究主要描述了该标本左上颌中部部分保存的3颗不完整的颊齿。通过对标本的再研究，结合CT扫描、三维重建以及扫描电镜观测，对该标本保存的所有骨骼形态、牙齿磨蚀方式和神经通路进行了更详细的描述和重建，并对一些重要特征进行了厘定。基于牙齿咬合、磨痕、形态等信息，对上颊齿齿尖的同源性进行了讨论，提出了齿尖式的建议确认标准。根据小袁氏兽独特的上颌骨特征，提出了关于三列齿兽类上颌-腭部结构演化假说，并给出了过渡阶段的形态证据。
脊棱齿象是一类在新近纪时期分布广泛，具有年代指示性的哺乳动物。近来在福建省漳浦地区中中新世佛昙组下部发现了脊棱齿象新化石材料，这是首次在中国东南地区发现新近纪的长鼻目化石。臼齿新材料齿冠较低，齿脊非常直，中沟不明显，中附锥和后齿带比较发达，第二后中心小尖明显退化；在形态上与Stegolophodon pseudolatidens (伪宽齿脊棱齿象)相似，可归属于同一物种。该发现不仅填补了新近纪时期该地区大型哺乳动物化石记录的空白，还为理解长鼻类的演化及古环境研究提供了宝贵信息。
2015年首次在广西桂林盆地猫儿山洞穴内发现哺乳动物、旧石器和烧骨，初步判断是一处更新世中晚期旧石器遗址。2021年对该洞进行了地层采样和小哺乳动物砂样筛洗，详细研究了其中采集的棕果蝠(Rousettus leschenaultii)化石，并对其伴生的非飞行小哺乳动物化石进行了初步分析。猫儿山洞的棕果蝠是该种化石在中国的第二次记录，对其研究有助于了解该种的牙齿形态和历史分布。猫儿山洞的小哺乳动物组合目前包含了3目、9科、26属、30种，与重庆玉米洞小哺乳动物群最相似，同时与岩灰洞、兴隆洞、麻窝口洞、中梁山、穿洞等动物群的小哺乳组合也共享较多的相同种。猫儿山洞小哺乳动物组合的生物地层年代被限定在中更新世晚期，为中国南方第四纪哺乳动物群新增了一个代表。大量东洋界森林型物种的出现指示在中更新世晚期，桂林盆地的古气候可能与现今类似，同样温暖湿润。
季风对植被的发育具有重要的影响，进而对以植物为食的动物群的演化产生显著的作用。由于素食动物的多样性与植被协同演化，因此可以将之作为森林或植被动态的代用指标。选择了36个具有代表性的产于中国季风区的更新世哺乳动物群作为研究材料，用不同的方法统计了这些动物群中林栖种类和素食种类的多样性，并计算了这些动物群在各个植物分区的合意梯度系数。结果显示，从早更新世到晚更新世，随着东亚夏季和冬季季风的不断交替和加强，森林的活力逐渐波动式下降；而草原的活力不断波动式增加，尤其是在秦淮线以北的地区。因此这些动物群多样性的分析可以作为史前森林动态的代用指标之一。此外，这些代用指标与黄土-古土壤序列和深海氧同位素阶段的对比可以帮助提高生物年代对比的精度及古环境重建。
洞狮(Panthera spelaea)是中晚更新世冰期动物群的典型代表。该类群的化石在整个全北界均有记录，广布于欧洲，北亚，北美洲，但中国的发现却极为稀少。报道了发现于中国北方萨拉乌苏动物群的一具近乎完整的洞狮头骨化石。尽管其牙齿大部分已破损或缺失，但该头骨，尤其是在颅基区域，显示出了洞狮的关键特征。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宽阔而短的鼻骨、宽阔的吻部且无犬齿后的收缩、膨大的外鼓骨、扁平的内鼓骨、分离的茎乳孔与舌骨窝以及向内侧延伸扩展的舌下神经孔。该颅骨尺寸超出了已知北亚和北美洲的白令洞狮(P. spelaea vereshchagini)的变异范围。而形态测量学分析显示，该头骨完全落入欧洲洞狮的范畴，这表明洞狮亚种的地理区划可能较既往认知更为复杂。在萨拉乌苏动物群，洞狮与古菱齿象属(Palaeoloxodon)动物群共存，这一现象较为罕见(一般与猛犸象共存), 揭示了洞狮在食性选择和环境适应方面具有高度的可塑性。
报道了安徽省合肥盆地首次发现的蛋化石。蛋化石呈长形，外表面具有细脊状纹饰，蛋壳径切面可见由锥体层和柱状层组成，因此将其归入到长形蛋科(Elongatoolithidae)。又基于蛋壳较薄，小于1 mm, 锥体层与柱状层界线不明显，将其归入到长形蛋属(Elongatoolithus)。由于蛋化石被压扁较为严重，对蛋体形状指数产生较大影响，蛋壳内外表面由于受到侵蚀而造成缺失，因此将其暂定为长形蛋属未定种(Elongatoolithus oosp.)。合肥盆地蛋化石和骨骼化石的发现，丰富了安徽省蛋和骨骼化石的分布，同时也拓展了长形蛋类的古地理分布，进一步为该区域晚白垩世地层对比提供了确切的实物证据。
斑鬣狗(Crocuta)和硕鬣狗(Pachycrocuta)是第四纪期间欧亚大陆最常见、最具代表性的鬣狗，仅由裂齿的形态便可加以区分。然而，二者非裂齿的形态差异却不甚明显，过往的研究也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在面对破碎的标本时，尤其是在裂齿破损或缺失的情况下，时常会导致分类鉴定错误，并进一步导致对有关类群在古动物地理分布和生物年代学上的错误认识和推断。通过一系列的形态学比较和数据统计分析(单元、双元和多元分析等), 对曾志杰等(2008)研究发表的安徽淮南碎骨型鬣狗进行了重新研究和评估，结果表明西裂隙的标本并非斑鬣狗，而是属于佩里硕鬣狗(Pachycrocuta perrieri); 大顶山的标本才是斑鬣狗的真正代表，它可能是迄今中国境内最后斑鬣狗(Crocuta ultima)的最早化石记录。此外，系统总结并分析了斑鬣狗与硕鬣狗在齿颌形态上的差异，并阐述了相应的生态功能意义。研究认为硕鬣狗仍保留了一定的主动捕杀能力，其强壮的犬齿和下颌联合部等充分展示了这一点，在觅食行为上表现出与斑鬣狗类似的灵活弹性：既能机会腐食也能主动捕猎。最后，大致恢复和重现了自更新世以来，华东地区鬣狗的动态演化历史。
记述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一野外队于2000年在甘肃临夏盆地广河县阿里麻土乡古城附近IVPP LX 200051地点的上庄组中采集的小哺乳动物化石，计3目7科13属，这一地点被称为古城动物群。其中11个属/种都已知最早出现在早中新世，表明该动物群的时代为早中新世。中国的早中新世已知被分为谢家和山旺早、晚两个期。古城动物群中缺少在谢家动物群中存在的Tataromys, Yindirtemys, Eucricetodon和Tachyoryctoides等古老种类，表明古城动物群比谢家动物群要晚。与此同时，在古城动物群中还存在Protalactaga, Megacricetodon和Gobicricetodon等最早都只在早中新世晚期出现的属，而且新种Sinolagomys guchengensis的形态也显示了其为早中新世较晚期的时代特征。这样，古城动物群的时代很可能为早中新世晚期，属山旺期，与欧洲陆生的MN 3/4带相当。古生态研究表明，古城地区在早中新世时仍以相当干燥的灌木-干旷草原环境为主要特征。
报道并描述了来自湖南湘西的大熊猫头部骨骼亚化石新材料。该材料发现自海拔1200 m的八面山的一个岩溶洞穴中，AMC碳十四同位素年龄测定为2800±30 BP。大熊猫在更新世期间广泛分布于中国南部和东南亚部分地区，现在则被限制并孤立在中国西南部的四川、陕西和甘肃的6座山脉中。这是大熊猫现生种在湖南湘西的首次发现，将其在全新世中国南部的地理分布向东扩展到了云贵高原东部边缘地带，将其近期的海拔分布范围向下扩展到1200 m。
猪科动物是中国更新世哺乳动物群中最常见分子之一，而其系统发育分类和进化关系还远不清楚。在华北泥河湾盆地早更新世山神庙咀遗址新发现的猪科化石材料为了解华北地区猪类的演化提供了新证据。新材料包括雄性个体的部分头骨和下颌骨，它们的大部分牙齿都保存完好。这些标本可归入李氏野猪(Sus lydekkeri), 该种是早更新世华北地区唯一的猪科动物物种。之前报道过的更新世沁县河猪(Potamochoerus chinhsienensis), 其化石材料与河猪的特征相去甚远，依据大小和形态特征暂可将其归入李氏野猪，至少不应当再被视为河猪。李氏野猪与现生野猪(S. scrofa)非常接近，甚至被一些作者视为后者的一个时间亚种，但李氏野猪确实个体明显较大、眶前窝发育、眶下孔位置靠后、雄性下犬齿横截面呈爪哇疣猪型(至少是过渡类型)及颊齿冠面结构简单等，上述特征支持了 “李氏野猪” 作为独立物种的有效性，尤其是早更新世类型的特征更是体型较大，颊齿L/W比值较低，上下M3冠面结构都不超过三个叶，雄性下犬齿完全属于爪哇疣猪型。猪科化石是指示古环境和古气候的重要指标。中国北方和南方更新世动物群中都有大量猪科动物，但南方的猪类动物具有较高的属种多样性，化石发现也更加丰富，这些现象究竟是由不同的起源还是由不同环境所而造成，目前尚不完全清楚。
内蒙古四子王旗白音敖包地区新发现一保存较为完整的啮齿类化石，材料包含门齿、颊齿及头后骨骼。运用多种研究手段对其开展综合研究。根据形态对比，这一新化石被归入壮鼠科蒙语鼠属并鉴定为古蒙语鼠相似种(Hulgana cf. H. ertnia)。对其门齿釉质微观结构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为典型的散系釉质结构。骨组织学分析指示该标本为一年轻个体，这一结果也与其颊齿发育阶段以及磨蚀程度相符。新标本跟骨的几何形态测量学分析结果和股骨与指骨的骨组织学证据均支持蒙语鼠为一种擅奔跑的地栖型啮齿类，同时具备一定掘穴能力，与部分现生仓鼠及地松鼠等相似。
描述了产自中国内蒙古晚渐新世早期的瘤齿短面猬(Exallerix pustulatus)新材料，补充和厘定了该种的下颌和下齿列特征，并与其他短面猬属种进行了初步比较。瘤齿短面猬此前仅见于蒙古湖谷地区塔钦郭勒(Taatsiin Gol)的三达河组(Hsanda Gol Formation); 苏尼特左旗的新材料代表了Exallerix在中国的首次发现。还对中国其他短面猬材料进行了讨论，结果肯定了皋兰山后短面猬(Metexallerix gaolanshanensis)的有效性，并认为其生存年代为晚渐新世晚期，约25 Ma; 内蒙古大庙16地点的短面猬材料很可能归入到准噶尔合短面猬(Synexallerix junggarensis), 而非皋兰山后短面猬。
邱占祥先生的学术人生呈现出一幅跨地域的科研图景：出生于黄海之滨青岛的他，毕生致力于探索陆地哺乳动物演化的奥秘。早年在莫斯科大学地质系1960届的系统训练，为其奠定了扎实的学科根基。归国后，邱先生扎根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开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科研征程。作为一名古生物学家，他的职业生涯带有鲜明的国际化特征：1982~1984年荣获联邦德国洪堡奖学金，在美因茨古腾堡大学完成博士论文研究；1982~1999, 领导了中德、中美和中瑞(士)等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合作计划。他的学术领导力在其职业生涯中尤为突出，1991~1995年执掌研究所期间，推动了多项具有战略意义的科考项目。他的科研足迹横跨内蒙古戈壁至青藏高原，从山西榆社盆地到甘肃临夏盆地，主持的 “早期人类起源及环境背景研究” 国家攀登计划，开创了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新范式。在学科建树方面，邱占祥先生取得了三大标志性成就：破解华南古新世红层哺乳动物群的演化密码，厘清巨犀化石的谱系脉络，建立了中国新近纪陆相地层的生物年代标尺并对其所含的肉食类与奇蹄类化石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成就为解析6600万年以来哺乳动物适应环境变迁的演化机制提供了关键证据链，不仅使其荣膺了2005年中国科学院院士称号，更在国际新生代古生物学和地层学研究领域刻下中国印记。
